产业升级之中国道路与东亚经验
编者的话 倒垃圾也可以是件浪漫的事
上周，台湾世新大学副校长余致力在第三届沪台公共管理论坛上介绍了他看过的一则垃圾分类公益广告。广告的主角是一位女生，打扮精致出去倒垃圾，因为台湾在垃圾分类过程中，会定时安排垃圾车到小区收垃圾，而每天这个时间是女孩碰到隔壁心仪男孩的唯一机会。
这个情景令人想起孙燕姿的歌：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
因为可能“遇见”，倒垃圾也可以是件浪漫的事！
当然，余教授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即一项好的政策措施推出后，如何落实到实处，让普通人愿意去做这些事，制度设计和教育引导都很重要。
垃圾处理工作是一项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和系统工程。广大市民是推进垃圾分类的主体，着力提高垃圾分类处理的市民知晓率和社会参与率，除了正面宣传“环境保护，人人有责”、“人人有责、从我做起”，还需要创新宣传理念和方法，使“生态、低碳、健康”真正入耳、入脑、入心，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局面。
这则广告给传统理念中的教育引导来了一个“脑筋急转弯”——“你要知道，倒垃圾不是苦差事，倒垃圾的时间可以认识朋友甚至找到终身伴侣”，理性思维角度改变了，目的一样可以达成，甚至过程会更轻松。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余教授提供的例子说明，责任、理念都可以“包装”，只是需要一双发现的眼光：用生活化的眼光去寻找一个人们容易接受的最佳结果——即使倒垃圾也可以收获很多其他的东西，这个过程充满乐趣。
声音
@一个“无中心的全球化”的世界正在呼之欲出，超级大国将不复存在，只有大国和地区强国。
——英国科学院院士、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巴里·布赞认为，未来的大国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权力分布相对均衡的古典秩序的回归。“无中心的全球化”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有相对均衡的权力分布，同时又具有高度的一体化和相互依赖。
@如果我们用了相当于1.5个地球的资源来满足我们的消费、吸收我们的浪费，那么地球只能可持续地支持48-50万亿美元的GDP。
——今天全球GDP约为72万亿美元。联合国生物多样性特设专家组创始主席ZakriAbdul Hamid与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执行主任AnanthaDuraiappah一致认为，如果对资源的要求超出了地球可持续运载的能力，就不能再继续依赖GDP增长及其所隐含的无限财富积累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人们必须学会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让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费脱钩。
@我到哈佛找到了身份识别。
——王石在《大道当然》称，对中国传统东西你可以不接受，但你不能不了解，我原来就是不接受，因为我觉得中国传统东西和现代是冲突的，但现在，我意识到你没法回避。
@应该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一种价值、一种理想，进行系统建构。
——上海国际关系学会日前召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研讨会，与会者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背景、现实意义以及需要与时俱进，是有共识的，会长杨洁勉在总结发言中也提出自己的看法。
近几年来媒体上频频出现的对中国出口“衬衫换飞机”的解嘲，对中国企业在iPhone产业链中处境尴尬的叹息，都为加快产业升级的紧迫性提供生动的注解。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这种紧迫性进一步加剧。但产业升级本身机制的复杂性和中国开放大国经济的特殊性，都决定了中国的产业升级道路可能会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曲折。
不少经济学家都认为，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在产业升级方面的经验尤其值得中国重视，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正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之一。他正在从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推动经济发达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与政策研究”的课题研究。日前，张军教授发起和组织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东亚与中国”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现刊发本次会议的部分成果与读者共享。
产业升级是如何界定的？
在全球产业发展历史上，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即一些国家的产业在一开始会处于世界领先位置，之后会逐渐衰落，直至被新进入的后发国家赶超并取代。
李崐（Keun Lee）（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每一次产业主导权的更替都来自于各种机会“窗口”的出现。这些“窗口”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知识和技术的变迁，二是市场需求的冲击，三是制度和公共政策领域发生的变化。研究显示，技术、市场和制度三者的组合会引起国际产业内部厂商经营能力和策略的变化，从而引起产业中领导者的更替现象。而导致“窗口”出现的原因不同，形成的产业领导者更替模式也会有所不同。
叶芳和（Yoshikazu Kano）（日本经济大学教授）：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内升级会越来越重要。日本钢铁产业的产业内升级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实例。在1973年石油危机前后，日本学界的一个判断是知识集约型产业将获得快速发展，传统的高能耗产业将在日本逐步没落，但日本钢铁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完全支持这个判断。从产量上看，当时日本的钢铁产量已经达到1亿吨，时至今日，尽管受到来自中国钢铁产量快速增长等冲击，日本钢铁产业的产量仍然保持在1亿吨左右，并没有萎缩。但从产品构成上看，目前日本钢铁产业在高端产品方面形成了很大的优势，所生产的高强度钢在碳素、硅树脂等成分上都实现了0.0001%单位下的精确量化控制。
日本高端产业的需求是有限的，在整个经济中的份额并没有过快地扩张，而日本经济增速放缓的根本原因在于从1970年代开始日本和美国的技术水平就接近了。中国现在与美国的技术水平的差距也在缩小，这也是最近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根本原因。
张军：叶芳和教授介绍的日本的情况，事实上可以视为是高收入国家面临的一个“陷阱”。由于技术创新的不对称性，大量的研发投入只能产出很少的新技术，但如果要应用这些新技术，则必须要开放市场，在成本更低的新兴市场中应用。因此，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就会面临一个两难问题，要么选择开放市场，新技术首先在新兴国家得到应用，要么就像现在的日本，拥有很好的技术，但是不敢开放，不敢扩张，创造的就业就很有限。
产业政策真的有效吗？
产业政策究竟能在产业升级中扮演什么角色，或者说，政府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来推动产业升级？在这个重要问题上，与会学者的意见大致可以分为两派。
瞿宛文（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教授）：产业升级并不总是经济活动自发的结果，一定程度上，产业升级离不开产业政策。即使是今日的美国，也仍然在持续施行相应的产业政策。而台湾的产业升级之路则更印证了这一点。后进经济体更需要产业政策，并且每次产业升级都需要不同的具体政策，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面临问题不同，产业政策的目标、制定的标准、执行的策略都不尽相同，而选择什么部门进行政策扶持是最关键的。
就扶持产业的选择而言，台湾在1950年代优先发展纺织和化纤产业，1960年代则转向石化产业，1970年代是钢铁产业，1980年代是电子产业，每个阶段在如何引导私人投资，如何实施补贴和价格管理等方面政府都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其中补贴成功的关键在于补贴必须是有条件、有期限的。政府在向企业提供补贴时必须同时提出绩效方面的要求，企业只有达到绩效标准才能获得进一步的补贴；同时补贴是有期限的，这一点也至为重要。
刘孟俊（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教授）：台湾2008年起推动的“地方产业创新引擎计划”。在此计划中，由政府资助设立的研究法人机构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肩负起了召集地方生产商组成研发联盟的任务，特别是针对经济发展较缓慢的地区，研究法人还协助当地生产商申请政府研发补助项目。目前研究法人在各县市共推动成立693个地方产业研发联盟，协助研发辅助计划708案，参与辅助计划产商总计1272家，预期可以产生大量投资和就业效益。研究表明，单纯依靠科技创新政策来协助产业集群有其限制，一是创新研发资源的分配具有竞争性，呈现马太效应的特点；二是政府与其资助的研发法人之间也存在委托—代理问题。研究还发现，相对于单个生产商的创新，研究法人在推动研发联盟时会考虑到产业的发展状况及市场趋势和机会，促进跨区域合作。多个生产商组成联盟后，其营运成果和研发创新活动均有显著增加。就政策对于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和平衡城乡发展而言，综合性法人推动的研发联盟未能平衡弱势地区产业发展，而专业法人则更能吻合弱势地区的产业需求。就达成政策目标而言，专业性法人负责研发核心技术，应由中小企业主导；综合性法人负责研发一般性技术，应由大型企业主导。
吴明泽（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教授）：在机床行业，日本、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台湾地区迟至上世纪40年代才进入这个行业，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政府积极介入。台湾的机床产业是出口导向的，对外依存度高达76%，且95%都是中小企业。为了促进机床产业的升级，政府主要采取了三项政策：补贴私营部门厂商的研发活动；委任机械所进行研发并推动技术扩散；推动公私合作的研究计划。在这些政策的帮助下，台湾的机床产业发展迅速，目前出口额已达到了1600亿新台币，全球排名第四，生产规模则排名全球第六。显然，在这个案例中，政府的扶持政策仍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重要的是政府更多地是通过设立技术法人助力了岛内产业的发展，而不是传统的保护政策或财政补贴等方式。
张军：从过去经验来看，中国内地由于地方之间的差别和相互竞争，国家层面即使有形式上的产业政策，一些产业政策也可能不起作用。而像浙江省颇具地方特色的产业升级经验，其最大的特色就在于依托民间力量建立起了以“块状经济”为主要特色的经济模式。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深圳手机制造业集群在形成初期几乎完全不是政府推动的，而是民间自发形成的。这些观察似乎揭示了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更多地不是政策扶持的成果，而是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
产业升级是如何发生的？
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产业升级可能的决定机制，企业的研发创新行为，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健全，有可能是重要的因素。
寇宗来（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以专利申请作为企业研发创新的代理变量，“创新政策对中国上市公司专利行为的影响：基于专利生产函数估计”的研究立足于探讨2006年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利用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申请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研发成本、公司规模、资本密集度都与公司申请专利数量显著正相关，而2006年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公布则显著提高了大公司的专利申请频率，但对小公司则没有显著影响。
刘德强（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教授）：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如果已经越过，那么是在什么时候越过的？这些问题是近几年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特别是随着中国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以及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出现竞争力下降的问题。研究利用省级层面的数据来估计中国第一产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有可能比既有研究更为可靠地估算出中国的生存工资。而基于新估算的生存工资，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在2002—2004年间越过了刘易斯拐点。无论是通过比较生存工资和粮食生产中的边际劳动生产率，还是估计中国农业生产中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情况，上述结论都是稳健的。
陈钊（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职业教育对于提高劳动力技能水平具有特殊的意义，但是在当前的政策制度下，职业教育仍然存在着户籍的门槛限制。例如，在上海，外来人口可以考本地的中等职业教育，但是不能考高等职业教育；北京虽然放开了，但还是作了一些限制。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跨地区流动的劳动力在不同地区接受职业教育对其人力资本的影响是否会有所不同？利用2010年北大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问卷（CFPS）数据考察职业教育回报的地区差异，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选择差异、生活成本差异和生产的外部性之后，在沿海地区（或者有较高人均GDP的地区）接受职业教育会在未来带来更高的回报率（即更高的个人收入水平），这意味着中国沿海地区应当鼓励更多的非本地户籍的劳动力来接受职业教育，为产业升级培育更多的技术劳动力。
地区发展和城市化如何受惠?
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不同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都与之密切相关。
徐现祥（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教授）：近年来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事实是，东部地区的GDP占全国的比重从2006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其原因有可能是东部地区地方政府主动地、策略性地采取放缓增长的措施所带来的结果。当政策目标从“做大蛋糕”转向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时，中央政府会采取偏向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政策，而地方政府则会策略性调整自己的增长目标，当调结构政策受惠面足够大时，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会选择相对放缓辖区经济增长目标。利用2001年至2012年各地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设定的增长目标和1996年至2015年间五年规划所规划的增长目标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主导着省际经济增长的变动。同时，当中央开始大规模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后，发达地区省级政府就开始相对放缓各自辖区的增长目标。而且，地方政府是通过放缓投资来实现这种经济增长目标放缓的。
村上直树（Naoki Murakami）（日本大学大学院综合科学研究科教授）：多摩地域在二战前仍是典型的农村地区，直至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后半期，多摩地域的城市化进程才急速推进，目前已基本达到100%的城市化程度。在多摩地域的发展过程中，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发展规划方面也曾出现较为严重的分歧，相关政策也经历了较大的修订，这对多摩地域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当然，多摩地域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着明显的产业升级现象，研发型中小制造企业逐步聚集，一些属于制造业的大型企业也逐步完成了从制造到研发的产业转型，很有特色的动画片制造业也在多摩地域集中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可以看出，产业集聚的形成与发展是多摩地域城市化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瞿宛文：产业集聚有可能导致地区间发展差异的扩大，政府需要谨慎考虑和设计健全的土地和产业政策。
（本文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晓峰执笔，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唐东波、张延人、智艳、刘芳、郑宇驰、石烁、文倩玉、冯里婧、陈璐等对成文均有贡献。发表时有删节。）